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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学手风琴,去琴店看了一下,价钱贵得吓人,不是我这样一个靠种植啤酒花为生的农民的老婆买得起的。为此我失落了好长时间,锡林知道后,告诉我邻居家有一架式样又老又笨的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他小时候听他们弹奏过,但后来手风琴坏了,一直摆放在客厅的火墙边,落满了厚厚的灰。我央求锡林用家里那只怀孕的奶羊去换手风琴,锡林笑我是个傻子,谁都知道那是一把坏琴,而且式样老旧,几乎不可能找到修理的零件,更找不到会修理这种手风琴的人,许多人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这种老式的手风琴。

  “这手风琴比祖母的年纪还要大。据说是十月革命后逃亡中国的白俄罗斯贵族们带过来的。想要让它发出声音,比要一个哑巴开口说话更困难。”锡林说。

  但我不管这些,我把奶羊牵到邻居家,抱回了这架祖母一样苍老的手风琴。手风琴可真够沉的,我几乎抱不动。真不知道那些曾经灵巧地滑动手指弹奏它的人是怎样把它抱在怀里的。

  我用一块紫色天鹅绒擦拭手风琴的琴键,那些金属的纽扣和黑色琴身也被我擦得发亮。我把它摆放在客厅洒满阳光的窗前,那里一棵玻璃海棠一年四季开着淡红的花朵。有时候花瓣落在琴身上,看上去很美。看久了,我渐渐看出了手风琴的忧伤,那就像一只长颈鹿的声带,隐忍的静默着。我确信它的声音,不是藏在心里,就是被琴键夹住了。晚上刮大风的时候,我能听见手风琴发出的震颤的回音。我跟锡林说,我要回一趟娘家,去伊犁河对岸的伊宁市,找一找看有没有人能修好这架手风琴。

  我的娘家在伊宁市东城的羊毛胡同里,那是一条具有俄罗斯风情的胡同,许多老房子保留着俄式建筑的风格。听年长的人说,一百年前,这条胡同里住的几乎全是俄国人,那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大批逃亡的俄罗斯贵族赶着马车,带着财宝,一连数月行走在石头,湖泊和山脉中,当他们越过边境进入伊宁,立刻被这座果树掩映的城市吸引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看中了这个叫羊毛胡同的不起眼的巷子,陆续有人买下当地人的住宅,或者干脆在空地上盖起城堡一样的房子,一度还盖起了一座东正教尖顶的教堂。这些流亡的俄国人极力保持着遗世贵族的风范,男人们穿着彬彬有礼的黑色礼服,手里拿着手杖,女人满身网纱,丝带和花边。后来沙俄溃军也从边境涌入,再后来是逃避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人。最多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伊宁市里,容纳了三万多俄罗斯人,他们几乎把羊毛胡同变成了圣彼得堡。当时的本地人极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轻蔑地称他们为归化族。唯一受本地人喜欢的是他们带来的手风琴,那种笨重的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一度成为这个城市流行的乐器。那时候不论是白杨树笔直的巷子,还是宽阔的乡村打麦场,果实悬挂的苹果园,都流淌着手风琴流水般的声音。这种声音流淌了很多年,直到新疆解放,这些俄罗斯人中的一部分再次逃亡别的国家,一部分回到了早已不再称作俄国的苏联,余下的一部分则留在了伊宁。五几年的时候,一批苏联专家来到伊宁,他们被安排住在羊毛胡同那些俄式建筑的房子里,那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结婚,两个人时常保持着一米远的距离在黄昏的斯大林街散步。他们看见苏联专家和逃亡的俄罗斯贵族在伊宁的街头狭路相逢,但他们很快在手风琴流水般的旋律中忘记了仇恨。他们聚集在青年广场,大声唱《红莓花儿开》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休息日的时候他们也喝伏特加,邀请路过的人一起跳交谊舞。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离。伊宁的俄罗斯人少了下去。到了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大批俄罗斯人再次涌入边境的这个小城,他们几乎把这个小小的城市挤爆,这些人中的一部分靠做边境贸易为生,而身材修长的姑娘们,则在酒吧里谋生,她们大多租住在羊毛胡同里。我出嫁后,母亲把我住的那间屋子租给了两个俄罗斯姑娘,她们经常在深夜醉醺醺地回到羊毛胡同,一边做梦一样摇晃着身子,一边大声唱歌。直到很多年后独联体各国经济有所好转,这些姑娘们才陆续回了自己的国家,现在羊毛胡同已经没有一个俄罗斯人了。

  母亲看我抱回来这么一架古怪的手风琴,表情夸张地叫起来,就像当初看见我带着锡林回家一样。她曾极力反对我嫁给一个种啤酒花的锡伯族人,但后来又急速转变了态度。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比天气变脸还快的人。她帮我四处打听哪里有修理手风琴的铺子。打听了几天,终于打听到本城唯一一个会修理手风琴的人,他叫亚历山大,早些年在英阿亚提街他自己的房子里开过二十几年的手风琴修理铺,后来生意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人来修理手风琴,修理铺也就关门大吉了。现在亚历山大在门口摆着一个小摊,卖莫合烟,也卖一些干果。

  英阿亚提街曾经是酒吧一条街,有好几家酒吧都叫冬宫之夜:蓝色冬宫之夜,红色冬宫之夜,白色冬宫之夜。自那些俄罗斯姑娘离开后,酒吧就陆续关闭,整条街冷清得像废弃的古城。当我费尽周折,找到亚历山大位于斜坡顶端的房子时,他正守着一堆薄皮核桃等着人来买。这些核桃的壳很薄,只消用拇指和食指一捏就能捏碎。那感觉就像是捏碎一个人的脑袋。

  亚历山大大概六十多岁,微胖,戴着黑色呢帽,廉价西装里面穿着白衬衣,领口打着黑色领带。这样规整的穿法在这个城市的人中不多见。他看见我怀里的手风琴,整个脸像月亮一样亮起来。

  “这琴应该是当年俄罗斯贵族带过来的。”亚历山大说。他用放大镜仔细察看手风琴上的几个俄文字母,看清楚后,激动得说话打结巴,“是冬宫之夜的那把手风琴也说不定呢。”他说。

  “不是现在这些冬宫之夜,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冬宫之夜。”亚历山大说。他指着街对面的一座二层红砖小楼,说那里曾经是一座白房子所在的位置,俄罗斯贵族们当年时常在斜坡上的这座白房子里聚会,有一个弹奏手风琴的姑娘,传说是沙皇最小的女儿。她也的确叫安娜斯塔西亚,与公主同名不说,而且年龄也与公主相仿。大家都知道沙皇一家在叶卡捷琳堡被灭门,但尸体中没有发现安娜斯塔西亚公主。于是人们猜测她有可能被白军所救,最后流落此地也说不定。白房子里的人曾经借此大肆渲染,以引起大家的好奇心。至于是不是真的公主,一直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证实。

  说起来那座白房子的出现,多少有些突然。那时伊犁河边的这座小城尚被称做固图扎,每天狭窄的街道上拥挤着车马和人流,春天融化的雪水掺合着发黄的马尿在路中央流成一道道肮脏的小水沟,行走的人得穿着笨重的黑色套鞋以免弄脏了靴子。到了晚上,那些人变魔法似地不知去向,如果不是几盏昏暗的风灯挂在大巴扎附近的通道上,会让人以为整个小城都黑到黑夜里去了。就在那样一个残雪化尽的春天,前一天杏树上的花苞还怕冷似地紧缩着身子,一夜之间,它们就像爆米花那样爆炸开来,蓬松地缀满了枝头,紧接着,一群穿着漂亮裙子的俄国女人,像另一些开放的花朵,占据了东城斜坡上一座墙体厚实的土坯房子,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大房子,女人们把它粉刷成白色,并命名为“冬宫之夜”,以纪念她们那永远失去了的国家。她们在白房子里通宵达旦地喝酒,唱歌,拉响手风琴,哪怕是半夜时分,也会发出足以惊醒全城人睡眠的声音。

  本地人猜测那是一所妓院。它比战争或瘟疫的到来更让人们恐慌。要知道,在这个城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场所。那时候狭窄的大街上只有中世纪时代响着铃铛的六根棍马车扬着尘土一路喧哗着跑过,马车上坐着的女人必须戴面纱穿深色的罩袍。有钱的贵族老爷则骑着毛皮闪亮的高头大马,他们的马后小跑着两个或四个年轻的随从。街路上最多的是骑毛驴的人,整个城市于是无处不在地充斥着浓郁的动物的骚臭味。

  亚历山大告诉我,最初的日子,通向白房子的路是没有人走的,仿佛那里住着一群麻风病人,谁也不敢靠近,人们连朝那个方向看上一眼都深怕会传染上不洁和罪恶。那条路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全城最扭曲,最丑陋也是最孤寂的路。直到半个多月后,那条路上才出现了第一个身挂土耳其式腰刀的年轻人,他蓬乱纠结的头发被风不停地吹动着,看上去像穆斯林的缠头巾。带有马刺的皮靴,有力地踩踏着发白的路面,大片尘土花朵般自他脚下升腾而起。当他来到白房子前,他回头看了看身后,这时候全城所有的眼睛,像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着年轻人。但他毫不在乎,他像一匹马那样仰起头大笑起来。进入白房子后,年轻人立刻受到了王子驾临般的隆重欢迎。俄国女人们欢呼着,提起蓬大的裙摆带着窒息的香风包围了他。

  接下来的日子,人们经常看见他出现在那条路上,有时候是他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带着一帮和他一样蓬乱着头发的弟兄和随从。当他们响雷般的马蹄声还在城市边缘滚动的时候,全城的人就已经被惊动了,大家伸出脑袋面无表情地看着这群人挥着马鞭奔驰而过,众多钉有马蹄铁的蹄子踩踏在石子路上,迸溅出愤怒的小火星。

  没人敢议论什么,谁都知道这些奉大清皇帝之命从东北西迁此地的锡伯族人英勇无比,他们曾经没完没了地和沙俄的军队打仗,要不是他们,伊犁河谷这片肥沃的土地早被野心勃勃的沙皇帝国占领了,虽然现在那里被一帮布尔什维克分子所统治,边境上的危险看似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些从不低头的英雄们却意想不到地被一群敌人的女人所打败。大家普遍认为,这些女人一定施了什么魔法,她们用一种叫格瓦斯的甜蜜的魔鬼饮料灌晕了锡伯族人的脑袋,然后用吸盘一样的身体吸空他们鼓鼓囊囊的钱袋和牛一样的力气。

  “太可怕了”。穿着罩袍的女人们躲在家里唉声叹气,她们希望能有一颗魔鬼炸弹落在那所白房子上。男人们则被互相告诫和提醒,绝不可向那里迈进一步。这个城市的大毛拉甚至一次次愤怒地用手里的拐杖敲打着当地官员的大门,请求立刻下令驱赶这群女人离开此地。

  那时候这座城市有很多人得着一些奇怪的病:脖子上坠着一个巨大的肉瘤,或者眼睛像死鱼一样鼓了出来,那情形让人怀疑只要用两根手指头轻轻一挤,眼珠子就会逃离眼眶掉落在地上。还有一种病藏在男人的裤裆里,那非同寻常的疝气即便是穿着宽大的裤子也无法掩盖,它像个钟摆一样悬挂在两腿之间晃荡个不停。本地人对这些病束手无策,他们到圣人的陵墓去朝圣,喝圣泉,吃圣土,用圣水洗浴。更多的时候,他们跪在清真寺一遍遍请求安拉能够帮帮自己。

  自白房子出现后,在人们的祈祷中又多了一样请求,他们请求安拉用一块大抹布像抹脏东西那样抹去白房子,他们有理由认为白房子就是挂在这座城市脖子上的一个大肿瘤,它不仅让城市生病,接下来还会让城市里所有的人都生病,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他们的眼珠子会鼓出来,变得日益浑浊。他们的裤裆里会吊坠着一个巨大疝气般的生殖器,让他们时刻都焦躁不安。

  亚历山大说他的祖父是在白房子出现之后才来到这个城市的,祖父在羊毛胡同买下了一所旧房子,邻居是一户叫阿卜杜拉的维吾尔人和经常去白房子的锡伯族人松林巴尔。祖父搬来的时候阿卜杜拉曾热心地帮忙搬箱子,那箱子里面除了整套的银餐具,还有一台唱机,唱机发出的声音让阿卜杜拉大吃一惊,他认为那是魔鬼音乐,就跟那座白房子一样,是一座魔鬼房子。一直以来这个城市的人习惯把无法理解的东西与魔鬼联系在一起,他们把自行车叫魔鬼车,把墨镜叫魔鬼眼镜。把打火机叫魔鬼火焰。

  阿卜杜拉是个宰羊的人,爱跟人吵架,每一次吵架的原因都是他杀的羊没有长羊腰子或者只长了一个羊腰子。这怎么可能呢?当羊的主人这样质问他时,他无赖地回答说:“你的羊就是这样长的嘛,我能有什么办法。”他也爱喝酒,喝醉酒的时候看什么都是羊,他看凳子是羊,看毛驴是羊,看一只虫子也是羊。有一次他在亚历山大祖父家喝伏特加,醉得差点把亚历山大的祖父当羊给宰了。

  亚历山大跟我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手风琴,他仔细地把手风琴检查了一遍,最后告诉我修理这样一架手风琴得需要时间,而且不一定能修理好,手风琴的音管坏了,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买到纽扣式手风琴的任何配件,他只能试试看能不能自己做一个。

  我对修好这样一架手风琴本来就不抱很大希望,现在,我对这架手风琴的来历倒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想知道它是否真的就是冬宫之夜里的那一台。对于这一点,亚历山大说他也只是凭手风琴上的俄文字母猜测而已,似乎那应该是冬宫这个词的缩写。他之所以这样猜测,是因为小时候听祖父不止一次说起过冬宫之夜那优美的手风琴声,以及弹奏手风琴的安娜斯塔西亚。亚历山大祖父希望公主是真的,这样他们的俄国就可以在别人的国家微弱地延续。那时候在这个到处都是土坯房子的城市里,白房子就像天山山脉终年积雪的峰顶,又醒目又孤单地矗立在大坡上,人们怕冷似地远远地绕着它走。但另一方面,人们又被白房子里流水般的琴声所吸引,仿佛白房子里装着一个亮闪闪的发光的梦。时常,那个拉手风琴的安娜斯塔西亚的侧影投射在透明的玻璃窗上,那魔幻般的琴声让听见的人被施了咒语般无法动弹。有的人甚至会中邪般朝白房子走去,然后长时间地呆立窗外,直到琴声停止,他们才醒过来般惊讶双腿怎么把自己带到了这里。

  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尤其对白房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刚开始这些年轻人只是躲在远远的地方,隐蔽在大树后面,或者是街道的拐角处观望。后来他们慢慢移动着靠近,猫着身子躲在白房子的围墙下,小心地伸出脑袋近距离地观察着宽大玻璃窗里的一举一动。不用说,那些暴露着胳膊和大片胸脯的白种女人让唇上刚长出茸毛的年轻人既兴奋又惊慌,他们感觉自己的内脏都要掉出来了。可以肯定,在那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连女人光光的胳膊都没有见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等结了婚,他们才有那样的机会。

  这些年轻人一边忏悔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穆斯林,一边呆在那里不舍得挪动脚步离开。终于有一天,他们不再藏头缩脑,大胆地蹲到了墙头上。

  年轻人的出现让白房子里的女人们感到惊讶又好玩,土墙上整整齐齐蹲着的那一排穿黑色袷袢缩着脖子的人,看上去就像是一群不出声的乌鸦。那个总是站在窗前的安娜斯塔西亚推开窗子,俏皮地用一根手指头一个一个地点着数。这个俄国女人的动作让墙头上的年轻人慌乱起来,以至于掉下去一个,弄得墙头的土沙沙地往下落。不过,掉下去的年轻人很快又爬了上来,先是露出两只乌黑的眼睛,然后是一张削瘦苍白的脸,他像个落水者爬上岸那样,紧紧抓住墙头,重新蹲好颤抖不已的身体,仿佛刚才遭受了巨大的惊吓。而他的插入引起紧密挨着的其他人一阵骚乱,就像一只乌鸦强行插入一排乌鸦之中那样地挤来挤去。滑稽的场面引得安娜斯塔西亚大笑起来,笑声惊得整齐排列在墙头的年轻人叠好的阿米诺骨牌般一个接一个地掉落下去,最后墙头上只剩下最初掉下去的那个年轻人,他好似冻僵在了那里,用一种快要死去的眼神看着窗口的安娜斯塔西亚。

  留在墙头上的那个年轻人,是阿卜杜拉十七岁的弟弟,他看见安娜斯塔西亚的脖子像优美的天鹅颈般无限伸长着。而探出窗口的身子,似乎只要扇动一下胳膊,就可以飞走。一度刺眼的阳光在玻璃上一闪,一道金光之后,他以为她已经飞走了。后来她缩回身子,怕冷地关上窗子,回到火光熊熊的壁炉旁取暖,直到这时可怜的阿卜杜拉的弟弟才又恢复了呼吸。如果她在窗口再停留一会,他一定会窒息而死。

  阿卜杜拉的弟弟在那之前每天在一个铁匠铺帮着师傅给马打上弯月形的马蹄铁。在冬天则是赶着毛驴车去伊犁河边拉回一车车的冰块在巴扎上卖掉。在那之后,除了去清真寺做主麻日的礼拜,他把整个世界都丢在了脑后,即便是大毛拉用手里的拐杖把其他的年轻人一个一个地打回了家,他也每天蹲在墙头上,冻僵的身子瑟缩成一团,一副天底下最孤单的模样。

  阿卜杜拉的弟弟会在墙头上一直呆到深夜,那时候灯光从窗口透出,明亮的屋子就像一个梦幻的宫殿,穿着束胸紧身衣的女人们沉浸在其中,她们用纯银的刀叉优雅地吃着盘子里的红肠,用晶亮的高脚玻璃杯饮格瓦斯酒,有时她们低下头齐声唱着忧伤而动人心魄的歌曲。不用费力,阿卜杜拉的弟弟能准确地找到怀抱手风琴的安娜斯塔西亚,她拉琴的时候一头蓬松的金发也跟着一起晃动,就像奔跑的马车上堆得高高的新麦草那样。当她放下手风琴,倚靠着窗子,侧影清晰地投映在玻璃上,她那博格达峰一样挺立的胸部,被灯光放大,并且带着金边的轮廓。这时候阿卜杜拉的弟弟不是在用眼睛看,而是用肋骨,用满嘴的牙齿,耳朵,睫毛,十根手指头,所有的头发,上下滑动个不停的喉结,甚至是用五脏和六腑在看着她。他无法想象,如果有谁看见了这对形状完美的双乳之后还能够活着离开。

  “小心,真主会让你的眼睛长出水泡。” 阿卜杜拉怒气冲冲地骂他这个丢人现眼的弟弟,他把他关在牲口棚里,为了不让他有机会溜出去他甚至用粗绳子捆绑住他的双脚。

  紧挨亚历山大祖父家的另一个邻居就是松林巴尔。那时候伊犁河对面大片的农田里,不再是锡伯族人种植的亚麻和胡麻,而是俄国人种植的啤酒花,那些爬在架子上的淡绿色的啤酒花风铃一样一串串悬挂下来,散发着淡淡的苦味的芬芳。到了啤酒花成熟的时候,整个河谷的空气中都弥漫着啤酒花的花粉,让人和牲畜忍不住接连地打喷嚏。俄国人把这些啤酒花摘下来运到作坊里发酵,再加上蜂蜜酿制成格瓦斯酒,装在木桶里拿到巴扎上卖。这个城市里的人除了爱上手风琴,同时也爱上了俄罗斯贵族带来的这种甜蜜的液体,它不再是俄国贵族们所独享的东西,也不再被人们称作魔鬼饮料,大家在巴扎上吃烤羊排的时候,喜欢来上一大杯,胃口大的人甚至能像松林巴尔那样一口气喝下半桶。松林巴尔不光饭量大得出奇,他还有着一副吓人的铜嗓门,他发出的声音像五十个人发出的那么大,只要他一开口,就会把这个城市的乌鸦全吓跑。

  “羊毛胡同没有不知道松林巴尔的人,他是这个城市的英雄。”亚历山大说。对他的这个说法我表示怀疑,因为我就是羊毛胡同的人,我就不知道松林巴尔。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听年长的人说起过这个人。

  “他是在家吃饭时被抓走的。”亚历山大说当时他的祖父看着松林巴尔被三匹马拖着跑过羊毛胡同。换了别人,早被马在地上拖成肉饼了,可是松林巴尔不,他几乎跑到那几匹马的前头去。说起松林巴尔被抓的原因,当局找了个堂皇的借口,说他偷看了一个巴依的小老婆。那时候这个城市的有钱人都住在有围墙的房子里,那围墙高到即便是一个人踩在另一个人的肩头上,也不能看见那些在玫瑰花丛里晒太阳的美貌的小老婆们。但人们确信松林巴尔能够做到,松林巴尔早年经常率领商队沿丝绸之路去中亚经商,在翻越著名的铁烈克大阪的时候,许多人都死在了路边,成为后来人的路标,只有松林巴尔每次都奇迹般地活着回来。人们认为如果他仅仅是为了看一个女人的脸而去掀那神秘的面纱,就实在是太愚蠢了,也是活的不耐烦了。但事实并非当局所说。松林巴尔实则是被当做共党分子给抓起来的。那几年统治新疆的人换来换去,最后一个亲苏分子掌握了大权,紧接着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有了苏联领事馆,边境上的这个小城也有了苏联的办事处。办事处在老城区一栋带有花园的房子里,院子里一根白杨树杆上飘荡着他们的国旗。自从这些人出现在这个城市,人们就像对待白房子一样远远地躲避着他们,整个城市没有什么人愿意和他们交往,毕竟,那场流血的革命还没有被大家忘记。

  作者简介:杨方,出版诗集《像白云一样生活》,《骆驼羔一样的眼睛》,小说集《打马跑过乌孙山》。诗集《像白云一样生活》入选2009年卷中国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长江文艺》等发表大量诗歌和中短篇小说。有小说入选《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2012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获《诗刊》中国青年诗人奖,第十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第二届扬子江诗学奖,浙年优秀作品奖,《北京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首都师范大学2013—2014年驻校诗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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